2020-06-11

明史 方献夫传 原文及翻译

 目录:  /    /    /    /  

明史 方献夫传 译文

方献夫,字叔贤,广东南海人。他一生下就死了父亲,刚刚加冠成人就考中弘治十八年(1505)进士,改选为庶吉士。他正要告假回家侍养母亲,母亲也过世了,他于是住家守丧。正德年间,出任礼部主事,后调到吏部,升为员外郎。他同主事王守仁谈论学问,喜欢上了守仁的学术,就请求王守仁将自己收为学生。不久后告病回乡,在西樵山读了十年书。

嘉靖改元的那个夏天他回朝去,路上得知“大礼”的讨论还没定案,他起草一篇奏疏说:

“前代的圣主制定礼制,本来是根据人情来的。君子论事,应当考虑名称和事实的一致性。我看前些时候礼官所提出的主张,就有不合乎人情,名实不相符的地方,一方面死守《礼经》中的话,另一方面遵循宋儒的说教。我却认为那样不对。按《礼经·丧服传》说:“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别人的继承人呢?是支派子孙也就可以了。”又说:“大宗,是指尊贵者的统绪。”“尊贵者的统绪不能终断,所以族人就让支派的子孙继为大宗。但是过继的假子不能继为大宗。”这样看来,制定礼制的人们是认为只要是支派的子孙就可以做继承人了,没有非绝了别人家的后裔给这边当继承人的道理。现在兴献帝只生陛下一个儿子,此外连个庶子也没有,却要让他绝后而让您做孝宗的儿子,这合乎人情吗?况且过继给别人做儿子,也该经过父亲同意收他为儿子,儿子曾经把父亲当父亲侍奉过,所以父亲死后儿子为他穿孝服。现今孝宗曾经有武宗这个儿子,不曾收养陛下做自己的儿子。陛下对孝宗也不曾穿过三年的丧服,实际上也没有给他当过儿子,却有人要您强称孝宗为父亲,名实相一致没有?提出这种意见来,看不出它和《礼经》中的话相符。

“又按程颐《濮议》说“英宗既然拿仁宗做了父亲,就不该再称濮王做父亲”。这倒不是宋儒的说法不对,而是现在的事实不一样。仁宗曾经把英宗养在宫廷中,事实上成为父子。孝宗不曾把陛下收养在宫廷中,这是第一点不同;孝宗有过武宗这么个儿子,仁宗不曾有过儿子,这是第二点不同;濮王当年还有别的儿子不会绝后,我们兴献帝就没有别的儿子了,这是第三点不同。哪里能拿濮王的事和今天的事相比拟呢?提出这种意见来,看不出这些人会正确评述宋儒的学说。

“今天这个事,我曾经做过这么一种理解:陛下继承孝宗、武宗,应该是继承皇位而不是过继做后裔。兴献和宗庙中的父祖之间的不同,在于他可称为帝但不可以称为宗。帝王家的事情和士人、百姓家不一样。继承帝位,是天下的公事,是三王制定的道理,过继给人做儿子,是个人的私事,是后代才有的事。兴献可以称帝,因为陛下是天子;不能称为宗,是因为他事实上未曾坐过皇帝位。我恳求陛下指示大臣,还是称孝宗为皇伯,兴献帝为皇考,在太庙之外另建一座庙祭祀他。这样做了之后合乎人情,名实相符,不仅体现了前代圣王制定礼制的精神,而且也满足了陛下您纯真的孝心。”

奏疏写成后,看到朝中大臣们在排斥不同意见,就不敢递交上去。后来被桂萼看到,他就写了一份报告连献夫、席书的奏疏一起呈交上去了。世宗看后很高兴,立刻发给大臣们讨论。这下大臣们就把献夫也看作奸邪,甚至不跟他往来了。献夫于是想请假呆在家里,未获批准,就递交《大礼》上下两篇论文,更详尽地讲了他的意见。当时世宗已经从南京召来张璁、桂萼,他们来后就被任命为翰林学士,献夫被任命为侍讲学士。反对的人蜂拥而起,献夫自己也极力推辞,世宗最终用他们几个的意见确定了“大礼”,献夫因此跟张璁、桂萼一样受到世宗的喜爱。四年(1525)冬季升为少詹事。但献夫终究感到有所不安,后来还是请病假回家乡去了。

嘉靖六年,献夫应召入朝编撰《明伦大典》。他跟霍韬是同乡,因为讨论“大礼”而相互友好,又一起应召入朝,就联合上书说:“自古以来极力主张入继王位者应过继给先帝当儿子的,宋朝没有比司马光还坚决的了,汉朝没有比王莽更坚决的了。主张《濮议》的人,以司马光为首,吕诲、范纯仁、吕大防附和他,而司马光的说法最能迷惑人。主持哀帝时‘大礼’讨论的人,以王莽为首,师丹、甄邯、刘歆附和他,而王莽的说法流毒最深。宋儒实际上是陈述了王莽的说法,迷惑后人,耽误后代的学者,我们认真查对《汉书》、《魏志》、《宋史》,粗略地收集了王莽、师丹、甄邯的奏议和当时事情的经过,以及魏明帝的诏书,关于濮园的议论文字,并把我们的论证附在后边。请把这些交给纂修官,交相考订,使天下的大臣们、儿子们都知道皇帝过继给人做儿子的主张实际上是由王莽提出来的,这样做往下可以扫除下边群众的疑惑,往上可以显示陛下的孝心。”世宗诏令把这本书交给了史馆。他们回朝不久,世宗就让他总领大理寺的事务,和张璁、桂萼一起复审李福达一案。桂萼等人主张判马录腰斩,献夫极力相争才使马录减免死刑。当年九月,献夫担任了礼部右侍郎,仍兼学士,到经筵前担任日讲。不久又接桂萼当了吏部左侍郎,后来又接他当了礼部尚书。

献夫比张璁、桂萼为人要宽厚、平和一些,遇事有时也跟他们争论,坚持己见,不完全附和他们。桂萼为陈洸翻案,奏请把原来的问讯官叶应骢等全逮起来,因为献夫的话世宗才少逮了很多人。思恩、田州连年叛乱,献夫奏请专责任用王守仁,罢免那里的镇守宦官郑润、总兵官朱骐,世宗就把郑润、朱骐召了回来。思恩、田州平定以后,守仁主张修建、设置新城镇,桂萼大肆攻击他。献夫一一列举守仁的功劳,修建新城镇的事才没有中止。张璁、桂萼跟杨一清闹矛盾,献夫借发生灾异的机会上书主张大家应同心同德,并且请求把贬官削籍或充军的大臣余宽、马明衡等人召回,成倍录取进士。世宗颁诏称赞,但余宽等人最终还是未予任用。献夫认为尼姑、道姑的存在伤风害俗,请勒令她们还俗嫁人,世宗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又根据霍韬的建议,把没有印牒的僧、道全部予以裁汰,拆毁私立的寺院和道观。世宗想减轻陈皇后的丧葬仪式,献夫据理力争。不久以后,他又接替桂萼担任吏部尚书。桂萼、张璁被罢官后,世宗诏令吏部清查他们两个的党羽分子。献夫上书说:“陆粲等所弹劾的百十个人,弄错的不少。过去攻击张璁、桂萼的人被看作私党给拿掉了,现在追随张璁、桂萼的人再被看作私党给拿掉,那么朝廷中官员们的灾难什么时候才能算完呢?”于是奏请留用黄绾等二十三个人,贬斥储良才等十二个人。良才这个人当初当过御史,在考察中被罢了官。他就上书攻击杨廷和,指责吏部侍郎孟春等人是奸党,桂萼因此奏请恢复了他的官职。到这时又被清算出去,当时舆论对此引以为快。安昌伯钱维圻死后,他的庶系哥哥维垣请求继承他的爵位。献夫上书讲外戚的封爵不应当世袭,又列举了汉、唐、宋朝的事例当作证据。世宗认为他说得对,把他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,从此外戚就永远断除了世袭的封爵。

张璁、桂萼被召回后,羽林指挥刘永昌弹劾都督桂勇,言辞之间连及桂萼及兵部尚书李承勋。又弹劾御史廖自显,使他因此被逮入狱。过后,又上书攻击兵部郎中卢襄等。献夫奏请把永昌治罪,不要让奸人根据流言蜚语来打击好人,世宗不听,献夫就自请离职,世宗也不答应。给事中孙应奎弹劾献夫偏向自己的亲友大理少卿洗光、太常卿彭泽,世宗不听。都给事中夏言也弹劾献夫打破选用官员的常规,把张璁厌恶的浙江参政黄卿调到陕西去了,让张璁所喜欢的党以平取代了他的职务;邪恶的彭泽破例升任太常;还有其他得到提拔的亲信,都有迹可察;献夫涉嫌收受贿赂,交通关节。这个奏疏递上去以后,世宗传令让黄卿等各回原任。献夫和张璁都上书作了辩解,并且请求离职。世宗偏不听从他俩的意见,再次传令让黄卿等按照原先的决定各回原任。

不久,给事中薛甲上书说:“刘永昌以武夫的身份弹劾六部长官,张澜是军队中冗员也敢批评勋臣,这样以下犯上,谁知道发展下去会弄成什么样子?我希望陛下维护廉洁者不争,朝堂之臣不得随便批评的道理,使地位卑微的官吏不敢放肆地乱加攻击。”他的奏章下发吏部后,献夫奏请采纳他的建议,由世宗指示都察院禁止吏民百姓上书,不许他们虚诳放肆,危害朝政,并告诫两京给事御史及普天下抚按官员,凡上书论事,以大体为先,不要抓别人的小过失不放。当时,世宗正想扩大自己的耳目,全面掌握百官的情况,所以接到献夫的奏议很不高兴,宣布不加采纳。于是给事中饶秀弹劾薛甲阿谀奉承,说:“自刘永昌以后,言官没听说过评议大臣的,只有夏言、孙应奎、赵汉谈到过张璁、献夫两人,赵汉已被批评,夏言、应奎所奏上的都是用人、行政上的过失,薛甲却指责为抓住细枝末节不放,自己却在起劲歌颂某些大臣。贪婪、放肆到郭勋那样,也不想让人说,难道一定要让大臣横行霸道,让一般官吏闭上嘴巴才成?万一大臣中间藏了一个谋逆之人该怎么办?”他的奏章递上后,世宗认为他说得好,就交给吏部再行讨论。薛甲这时上书作自我解释,世宗厌弃他不等吏部奏议就私自辩护,传令贬官两级,把他调出去了。吏部认为薛甲已受了处分,就不再讨论他们的奏章了。世宗却责令要作出回答,并因此扣发献夫一个月的俸禄,吏部的郎官扣发两个月。献夫很不自在,两次上书称病求退,世宗表示同意后,仍然空着这个位置等他病好。

嘉靖十年(1531)秋天,朝廷传发诏书召他回朝。献夫上书辞谢,举荐梁材、汪鋐或王廷相代替自己。世宗亲自写诏书称赞他,并派遣行人蔡云爰前往催促他。蔡云爰到他家门口,献夫却偷偷跑进西樵山了,然后又称病辞谢。不久使者又来了,并说要让献夫改任别的官,献夫方勉强上路。第二年五月到达京城,世宗让他以原来吏部尚书的名义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辅佐朝政。当初,世宗就曾赐给献夫一枚银章,上刻“忠诚直谅”,让他有事情时密封上奏。献夫回乡时交还朝廷,到这时还像原来那样又赐给他了。吏部尚书王琼死后,世宗就让献夫掌管吏部的事。献夫住在家里时,洁身自好,当地监司前往拜见,他总是称病谢绝。他家的一个姻亲在郡中为非作歹,当地人屡次上诉,佥事龚大稔受理此案。献夫还朝后,私下里吩咐过大稔。恰好这时大稔因故被罢官,他怀疑是献夫干的,就上书列举几件献夫干的违法的事,言辞之间又牵连霍韬。献夫上书为自己作辩解,世宗又正喜欢献夫,所以大稔就被逮捕,剥夺了官籍。这年十月有彗星出现在东井座,御史冯恩上书攻击献夫阴险毒辣,巧辩饰奸,玩弄权术,将危害国家,所以他一掌管吏部就出现了彗星。世宗恼了,把冯恩打入监牢。献夫也称病请求退休,世宗传诏以和缓的口气表示不允许。

献夫为人恬静自守,不争名夺利,接连受人弹劾后,就有些惭愧、畏缩。虽然掌握大权,还是气息奄奄,精神不振。只有世宗想杀张延龄一事,他曾极力劝阻。当时桂萼已经死了,张璁最受宠信,也几次被罢相了。霍韬、黄宗明议论政事只要不合世宗心意,世宗就把他们打入监狱。献夫看到世宗恩威不测,在职两年,就三次上书称病告老。世宗最后以奖赏的口吻颁发诏书同意他退休,让他乘坐官方车马回乡,并发给他路费。他回乡以后在家里住了十年才死去。生前他已被加封为柱国、少保,所以朝廷就在他死后追赠他为太保,谥文襄。

献夫是因为讨论“大礼”一下子显贵的。他与张璁、桂萼多年共事,只是由于他对人对事看法比较平正、宽容,所以人们不怎么厌恶他。

明史 方献夫传 原文

方献夫,字叔贤,南海人。生而孤。弱冠举弘治十八年进士,改庶吉士。乞归养母,遂丁母忧。正德中,授礼部主事,调吏部,进员外郎。与主事王守仁论学,悦之,遂请为弟子。寻谢病归,读书西樵山中者十年。

嘉靖改元,夏还朝,道闻“大礼”议未定,草疏曰:

先王制礼,本缘人情。君子论事,当究名实。窃见近日礼官所议,有未合乎人情,未当乎名实者,一则守《礼经》之言,一则循宋儒之说也。臣独以为不然。按《礼经·丧服》传曰“何如而可以为人后?支子可也”。又曰“为人后者孰后?后大宗也”。“大宗者,尊之统也”。“不可以绝,故族人以支子后大宗也。適子不得后大宗”。为是礼者,盖谓有支子而后可以为人后,未有绝人之后以为人后者也。今兴献帝止生陛下一人,别无支庶,乃使绝其后而后孝宗,岂人情哉!且为人后者,父尝立之为子,子尝事之为父,故卒而服其服。今孝宗尝有武宗矣,未尝以陛下为子。陛下于孝宗未尝服三年之服,是实未尝后孝宗也,而强称之为考,岂名实哉!为是议者,未见其合于《礼经》之言也。

又按程颐《濮议》谓“英宗既以仁宗为父,不当以濮王为亲”。此非宋儒之说不善,实今日之事不同。盖仁宗尝育英宗于宫中,是实为父子。孝宗未尝育陛下于宫中,其不同者一。孝宗有武宗为子矣,仁宗未尝有子也,其不同者二。濮王别有子可以不绝,兴献帝无别子也,其不同者三。岂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?为是议者,未见其善述宋儒之说也。

若谓孝宗不可无后,故必欲陛下为子,此尤不达于大道者也。推孝宗之心,所以必欲有后者,在不绝祖宗之祀,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,岂必拘拘父子之称,而后为有后哉。孝宗有武宗,武宗有陛下,是不绝祖宗之祀,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,是实为有后也。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。不忍孝宗之无后,独忍武宗之无后乎?此尤不通之说也。夫兴献帝当父也,而不得父。孝宗不当父也,而强称为父。武宗当继也,而不得继。是一举而三失焉,臣未见其可也。

且天下未尝有无父之国也。瞽瞍杀人,舜窃负而逃。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,陛下何以为心哉!臣知陛下纯孝之心,宁不有天下,决不忍不父其父也。说者又谓兴献帝不当称帝,此尤不达于大道者也。孟子曰“孝子之至,莫大乎尊亲”。周公追王太王王季,子思以为达孝。岂有子为天子,父不得称帝者乎?今日之事,臣尝为之说曰:陛下之继二宗,当继统而不继嗣。兴献之异群庙,在称帝而不称宗。夫帝王之体,与士庶不同。继统者,天下之公,三王之道也。继嗣者,一人之私,后世之事也。兴献之得称帝者,以陛下为天子也。不得称宗者,以实未尝在位也。伏乞宣示朝臣,复称孝宗曰‘皇伯’,兴献帝曰‘皇考’,别立庙祀之。夫然后合于人情,当乎名实,非唯得先王制礼之意,抑亦遂陛下纯孝之心矣。

疏具,见廷臣方抵排异议,惧不敢上,为桂萼所见,与席书疏并表上之。帝大喜,立下廷议。廷臣遂目献夫为奸邪,至不与往还。献夫乃杜门乞假,既不得请,则进《大礼》上下二论,其说益详。时已召张璁、桂萼于南京,至即用为翰林学士,而用献夫为侍讲学士。攻者四起,献夫亦力辞。帝卒用诸人议定“大礼”,由是荷帝眷与璁、萼埒。四年冬进少詹事。献夫终不自安,谢病归。

六年召修《明伦大典》。献夫与霍韬同里,以议礼相亲善,又同赴召,乃合疏言:“自古力主为后之议者,宋莫甚于司马光,汉莫甚于王莽。主《濮议》者,光为首,吕诲、范纯仁、吕大防附之,而光之说惑人最甚。主哀帝议者,莽为首,师丹、甄邯、刘歆附之,而莽之说流毒最深。宋儒祖述王莽之说以惑万世,误后学。臣等谨按《汉书》、《魏志》、《宋史》,略采王莽、师丹、甄邯之奏,与其事始末,及魏明帝之诏,濮园之议,论正以附其后。乞付纂修官,参互考订,俾天下臣子知为后之议实起于莽,宋儒之论实出于莽,下洗群疑,上彰圣孝。”诏语下其书于史馆。还朝未几,命署大理寺事,与璁、萼覆谳李福达狱。萼等议马录重辟,献夫力争得减死。其年九月拜礼部右侍郎,仍兼学士,直经筵日讲。寻代萼为吏部左侍郎,复代为礼部尚书。《明伦大典》成,加太子太保。

献夫视璁、萼性宽平,遇事亦间有执持,不尽与附会。萼反陈洸狱,请尽逮问官叶应骢等,以献夫言多免逮。思恩、田州比岁乱,献夫请专任王守仁,而罢镇守中官郑润、总兵官朱骐,帝乃召润、骐还。思、田既平,守仁议筑城建邑,萼痛诋之。献夫历陈其功状,筑城得毋止。璁、萼与杨一清构,献夫因灾异进和衷之说,且请收召谪戍削籍余宽、马明衡辈,而倍取进士之数。帝优诏答之,宽等卒不用。献夫以尼僧、道姑伤风化,请勒令改嫁,帝从之。又因霍韬言,尽汰僧道无牒、毁寺观私创者。帝欲杀陈后丧,献夫引礼固争。寻复代萼为吏部尚书。萼、璁罢政,诏吏部核两人私党。献夫言:“陆粲等所劾百十人,诬者不少。昔攻璁、萼者,以为党而去之。今附璁、萼者,又以为党而去之。缙绅之祸何时已。”乃奏留黄绾等二十三人,而黜储良才等十二人。良才者,初为御史,以考察黜。上疏诋杨廷和,指吏部侍郎孟春等为奸党,萼因请复其职。至是斥去,时论快之。安昌伯钱维圻卒,庶兄维垣请嗣爵。献夫言外戚之封不当世及,历引汉、唐、宋事为证。帝善其言,下廷议,外戚遂永绝世封。

璁、萼既召还,羽林指挥刘永昌劾都督桂勇,语侵萼及兵部尚书李承勋。又劾御史廖自显,自显坐逮。已,又讦兵部郎中卢襄等。献夫请按治永昌,毋令奸人以蜚语中善类。帝不从。献夫遂求退,帝亦不允。给事中孙应奎劾献夫私其亲故大理少卿洗光、太常卿彭泽。帝不听。都给事中夏言亦劾献夫坏选法,徙张璁所恶浙江参政黄卿于陕西,而用璁所爱党以平代,邪回之彭泽逾等躐迁太常,及他所私昵,皆有迹,疑献夫交通贿赂。疏入,帝令卿等还故官。献夫及璁疏辨,因引退。帝重违二人意,复令卿等如前拟。

顷之,给事中薛甲言:“刘永昌以武夫劾冢宰,张澜以军余劾勋臣,下凌上替,不知所止,愿存廉远堂高之义,俾小人不得肆攻讦。”章下吏部。献夫等请从甲言,敕都察院严禁吏民,毋得诪张乱政,并饬两京给事御史及天下抚按官论事,先大体毋责小疵。当是时,帝方欲广耳目,周知百僚情伪,得献夫议不怿,报罢。于是给事中饶秀劾甲阿附:“自刘永昌后,言官未闻议大臣,独夏言、孙应奎、赵汉议及璁、献夫耳。汉已蒙诘谴,言、应奎所奏皆用人行政之失,甲乃指为毛举细故,而颂大臣不已。贪纵如郭勋,亦不欲人言。必使大臣横行,群臣缄口。万一有逆人厕其间,奈何!”奏入,帝心善其言。下吏部再议。甲具疏自明,帝恶其不俟部奏,命削二官出之外。部谓甲已处分,不复更议。帝责令置对,停献夫俸一月,郎官倍之。献夫不自得,两疏引疾。帝即报允,然犹虚位以俟。

十年秋有诏召还。献夫疏辞,举梁材、汪鋐、王廷相自代。帝手诏褒答,遣行人蔡叆趣之。叆及门,献夫潜入西樵,以疾辞。既而使命再至,云将别用,乃就道。明年五月至京,命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辅政。初,赐献夫银章曰“忠诚直谅”,令有事密封奏闻。献夫归,上之朝,至是复赐如故。吏部尚书王琼卒,命献夫掌之。献夫家居,引体自尊,监司谒见,辄称疾不报。家人姻党横于郡中,乡人屡讦告,佥事龚大稔听之。献夫还朝,嘱大稔。会大稔坐事落职,疑献夫为之,遂上疏列其不法数事,词连霍韬。献夫疏辨,帝方眷献夫,大稔遂被逮削籍。十月彗见东井。御史冯恩诋献夫凶奸肆巧辨,播弄威福,将不利于国家,故献夫掌吏部而彗见。帝怒,下之狱。献夫亦引疾乞休,优诏不允。

献夫饰恬退名,连被劾,中恧。虽执大政,气厌厌不振。独帝欲杀张延龄,常力争。而其时桂萼已前卒。张璁最宠,罢相者屡矣。霍韬、黄宗明言事一不当,辄下之吏。献夫见帝恩威不测,居职二岁,三疏引疾。帝优诏许之,令乘传,予道里费。家居十年卒。先已加柱国、少保,乃赠太保,谥文襄。

献夫缘议礼骤贵。与璁、萼共事,持论颇平恕,故人不甚恶之。